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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铭传与近代台湾茶业的发展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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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线牛霄
 

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楼主  发表于: 2006-10-13
陈九如 
 
刘铭传(1836—1896年),字省三,号大潜山人,安徽肥西人。1884年奉旨赴台湾督办军务,抗击法国侵略者,1885年10月被清政府任命为首任台湾巡抚,1891年6月因病离开台湾。刘铭传在抚台的6年时间里,锐意改革,推行新政,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他力主“以一岛基国之富强”,“以一隅之设为全国树立典范”1,使台湾百废俱兴。刘铭传在台湾期间不仅“筑铁路,通航运,办清赋,劈山林,建学堂,讨军实,开矿产,振工商”2,而且根据台湾具体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,大力发展经济作物,倡导茶叶种植,促进近代台湾茶业的健康发展。本文拟就刘铭传鼓励茶叶种植、改进制茶技术、促进茶叶贸易等方面,对刘铭传发展近代台湾茶业所作的贡献加以论述。一中国自古素以丝绸贸易为大宗,但自17世纪以来,来华的外国商人开始将贸易的兴趣转向中国茶叶的出口上,引起了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结构的重大变化。世界产茶国很多,除了中国之外,还有印度、泰国、斯里兰卡及非洲各国,但我国是茶树原产地,长期以来,中国茶是世界茶叶的主要来源,在中国茶叶中尤以绿茶和乌龙茶最为著名。中国人饮茶、栽茶和制茶由来已久,早在4000多年前,我们的祖先已学会用茶入药;《神农本草》记,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茶而解之”;唐代陆羽著《茶经》,开篇就写道,“茶者,南方之嘉木也”,意即茶树是南方的珍贵长绿树;隋唐时饮茶风气为盛,“南人好饮之,北人初多不饮”,茶叶从南方传入北方,以至于“茶自江淮而来,舟车相继,所在山积,色额甚多”3。宋、明以后,南方的名茶不断涌现,如安徽的黄山毛峰、浙江的西湖龙井、江苏的碧螺春和福建的铁观音等。台湾产茶的历史也很悠久,正如连横在《台湾通史》中所记:“台湾产茶其来已久,旧志称水沙连之茶,色如松萝,能辟瘴却暑。……台北产茶近约百年,嘉庆时,有柯朝者归自福建,始以武彝之茶,植于桀鱼坑,发育甚佳。既以茶子二斗播之,收成亦丰,遂互相传植。”4在台湾,茶叶是近代新兴的出口商品,由于茶叶出口的迅速增长,台湾的历届官员积极倡导种茶。1876年,台湾兵备道夏献纶下令从淡水和福建的崇安、福宁选购优良茶种10万棵,在台湾南部推广;1877年,福建巡抚丁日昌也从淡水购进茶苗50万棵,到台湾南部推广种植;台湾建省以后,首任巡抚刘铭传一方面新辟茶园扩大种植面,另一方面引进印度、锡兰茶种,推广种植新品,有效地促进了台湾茶业的发展。由于台湾北部的地理和气候条件,特别适合乌龙茶的生产,乌龙茶成为台湾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,所以在当时有“北部台湾之荣枯,恃茶叶之盛衰”之说。台湾是多山的海岛,山地面积约占全岛的三分之二,北部多为丘陵地区,坡地排水方便,土壤条件适宜,再加上北回归线横穿岛的中部,四周环海,呈典型的热带、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特征,气温高、降水多,空气湿度大,最适宜茶树栽培,正所谓“台北之地多雨,一年可收四季,春夏为盛”5。但是,近代台湾仍以传统农业为主,居民大多从事水稻种植;居住在台湾西部平原和浅山地带的高山族同胞,在旱作的同时兼以狩猎。随着清代前期大陆移民的涌入,高山族居民逐渐向中、东部迁徙,形成民、番杂处的局面。刘铭传抚台后,鉴于台湾多山的地理环境,认为“生齿日繁,土田日寡,谋生乏术,缓急堪虞,故欲自强必先致富,欲致富必先经商”6,果断作出“发展台湾经济应以开山抚番为先,开山抚番又以开发山区资源为要”的决策,下令传授高山族同胞“高山种茶,平地植谷”的技术,以实现台湾经济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商业化方向的过渡。刘铭传在抚台后不久,一方面着手设立抚垦局,招民垦辟山地、荒地,扩大可耕地面积;另一方面鼓励民番从事茶叶种植,扩大台茶种植面积。由于当初民众存在观望心理,对种茶普遍持怀疑态度,刘铭传便让当时从事抚番垦务的林朝栋亲率部队,领兵辟田树木,开辟茶园,以作示范。正如连横所记:“时台邑林朝栋方经营垦务,辟田树木。为永久计,亦种茶于乾溪万斗六之山。”7另外,台湾巨商林维源也积极响应刘铭传的号召,在文山和海山两地辟荒植茶,很快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茶商。林朝栋和林维源的率先垂范,很快打消了台湾民众种茶的顾虑心理,加速了台湾茶业的开发。台湾地区历来山多人少,在山地开发中显得力不从心,为了有效解决山地拓荒人手不足的难题,刘铭传还广泛招募福建、广东沿海一带的贫民,由官府免除部分船资,让他们顺利来台加入台湾开发的队伍,并供给农具、种子,让他们在台湾安心从事垦植。如福建泉州商人吴福老、王安定、张古魁等人就是在刘铭传的号召下,毅然来台湾发展包种茶的生产,经过艰苦的创业,他们在台湾设立了“源隆茶号”和“建成茶号”,专门生产和制作包种茶,从此,台湾包种茶的生产得以迅速发展,出口额也由1881年的370担猛增到1889年的12455担,使包种茶的地位在台湾比肩乌龙茶,台茶生产的规模和产量都上了一个新台阶。此外,刘铭传在开山抚番的同时,为了鼓励民众从事茶叶种植,在税收上特别减轻对茶园的课赋。如清丈茶园时,在如何计算课赋面积问题上,刘铭传从台湾的实际情况出发,尽可能地向有利于茶农的方面倾斜。刘铭传认为,“原来台地,虽一尺之土,莫非王土,故无论栽培何物,原应一律清丈,以谋赋课之增加。唯念在山坡、峻岭栽培茶树者,资本劳力,均较重大,应加体恤。至于平地接近稻田之地,小民图利,改栽茶园……宜勘察实况,区别明了,以预防射利之徒”。可见,刘铭传特别鼓励茶农在山坡、峻岭等山野之地种茶,并免除赋税,以加速山区的开发。对于在平原地带种茶者,在课税政策上不予优惠,如实“一律丈量”,每1万棵茶树,交纳税银2元。为了区别平地种稻和高山植茶的税收政策,刘铭传还规定,如果平原地区的茶园将来又改为种稻,则“按则升科”,所有课赋一律充作抚番经费,缓解台湾建设经费不足的困难。经过刘铭传对辟山植茶的倡导和对茶叶课赋的优惠,近代台湾的茶叶种植面积得到迅速扩大,大片荒郊野岭得到开发并种上了茶树,到1886年,开垦田地2万亩,1887年,仅水尾、花莲、云林、东势角等处垦地就达数十万亩,到1888年,全台生番一律归化,此时,台北一带“沿山番地,种茶开田,已无旷土”8。如此广泛的新辟耕地已不再是用来经营传统农业,大多是用来种植经济作物,如茶叶的种植等。此举不仅使近代台湾的可耕面积大为扩大,同时也拓展了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,促进了近代台湾经济的繁荣与发展。台湾的茶业自康熙末年便已开始,那时山地普遍植茶,至雍正年间,出现了制茶技术,到嘉庆年间,柯朝从福建向台湾引种武夷茶,才使台湾茶业不断兴起,台湾的茶树品种有几十种,常见的有七八种,如青心乌龙、大叶乌龙、红心乌龙、黄心乌龙、铁观音等。但总的说来,台湾茶叶以乌龙茶和包种茶为主。台湾乌龙茶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,是一种半发酵茶,以其“叶大、味浓”,风味独特,畅销美国,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。乌龙类茶又有铁观音、铁罗汉等品种。最早种植乌龙茶的主要是武夷山区的闽南人,由于台湾多为闽南人,故较早引进到台湾。台湾乌龙茶经过加工包装后称包种茶,包种茶为轻度半发酵乌龙茶,这种茶“叶细、味清”,在包装上一般是将200克茶叶用特制的乌龙纸叠成四方包,以防茶香外溢,茶包上再加盖茶名行号印章,故此清帝赐名为“包种”而得名。乌龙茶和包种茶只是在制作过程中发酵程度的不同,两者都属于乌龙茶类的分类茶。这些采自高山的新茶,色泽翠绿、香叶绵长、滋味甘纯、汤色橙黄清澈,深受品茶者喜爱。但是,由于台湾茶业管理不善,茶叶品种单一,原产茶质量较差,成茶制作技术粗糙,再加上奸商为谋暴利,往往以次充好,从19世纪中期起,在国际市场上随着印度、印尼和锡兰的优质红茶外销激增,台茶在国际市场上顿时遭到来自机制茶的有力挑战,使台茶在贸易上声价渐失,以至出现台茶过剩的现象,台湾茶原始的制茶技术急需改进。中国茶叶出口受挫,“其故有二:一因制茶之法不甚合式,一因税厘过重”9。茶叶质量的好坏,重在色、香、味的不同,关乎品种、土质和制作的工艺,中国的茶农无力追肥,茶园土地贫瘠,“多系历年老山之茶,未免土瘠而味薄”。从培植方式上来看,“中国之种茶,皆零星散处,此处一二株,彼处三两株”10,或土植土种,或野生野长,任其在荒坡野岭参差之地生长,缺乏科学的管理与培育。不象印度、锡兰等地茶山土壤肥沃并讲求种茶之法,“宜易者则易之,宜植者则植之”,一片茶园就是一座大农场,分工合作,“其种植至摘取泡制并装潢及运送他邦销卖,始终皆一事主,皆一事权……因之其物则上等之物……并因之其物之价极廉”。其乔本茶树的茶味比中国灌木型茶树的茶味更为浓香,故《清代钞档》中记载:“茶叶一项,近来印度等处,所产甚伙,精制畅销,利被剥夺,致使中国茶叶疲滞,茶商年年亏折,裹足不前。”11严重影响了中国茶叶的出口。古人云“茶性易移”,说明茶叶是非常娇贵的植物,对外界的温度、湿度、光线等自然条件要求很高,对制茶技术、储存手段和运输方式都很讲究,所谓“摘茶须合乎天时,制茶必需乎机器,故货色均归一律”12。如包种茶,无论是萎凋还是发酵程度都要求比较轻,同时在团揉的方法和火候的掌握上也有所不同。然而,中国制茶长期以来靠手工制作,费巨工迟,所谓制茶工艺,“悉听小民自为,故恒守旧法,无所进益”。而印度等国“筛茶、调茶等事,无一非机器所为”,分工更细,制作更为精良,使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。1865年以后,台湾制茶业才有所发展。最初,“德记洋行”在台湾收购茶叶后,将毛粗茶运到福建进行精加工并包装出口。同年,英商“宝顺洋行”在台北试种乌龙茶成功,随后,德记、怡记、和记、嘉士等洋行相继在台北成立,来自大陆厦门和汕头的商人也纷纷到台湾开设了茶行。“夏、汕商人之来者,设茶行二、三十家。茶工亦多安溪人,春至冬返”13。1868年“宝顺洋行”又率先在台北板桥建立精制茶厂,“在福州、厦门聘请有经验之中国茶师,担任精致工厂,此乃台湾自行精致之创始”14,从此开创了台湾乌龙茶就地精加工与出口的先例。1881年,福建同安县茶商“源陆”号店主吴福元试制包种茶成功,深受东南亚各地侨胞的欢迎,输出量仅次于乌龙茶,便自带制茶工到台北设立茶厂。不久,安溪茶商王安定、张元魁等也在台湾设立“建成”号,专制茶叶。当时台湾制茶的作坊称“茶馆”或“茶行”,在19世纪70年代,台湾北部的制茶业盛极一时,茶行遍布各地,“其在山麓有名者十三家……每庄所产之茶叶,约十六、七万斤,价值十二、三万元”。外国炒茶、解箱板烫铅罐,俱用机器,“西国机器制茶,工省费轻,其颜色之鲜艳,气味之纯美,几驾中国而上,非特价值不昂,而且运装亦便,外洋人士自乐得而争相购办”15。而台湾制茶作坊的条件都差不多,有炒釜3个、焙笼8个、晒筛50个、水筛10个、炉灶1座等,所有设备不足60元。正由于茶叶制作成本低廉,所以“民争出资本,以兴茶业,谋茶利”。同时,这种家庭作坊式的小农经营模式,也严重影响了茶叶制作技术的改进,近代台湾制茶水平亟待提高。为了提高台茶的制作技术,刘铭传在台湾建设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,不惜投入巨资聘请印度制茶师并购进西方先进的制茶机器,以改进台茶的制作工艺。1887年,淡水海关税务司湛斯在给总税务司的报告中写道:“(淡水)本口有洋商现经呈请刘爵抚(铭传),在茶山内将艺茶善法设一茶厂,以为模范。内中如何垦种,如何制造,或用机器,或需人力,所有法式,靡不具备,使茶户时常共睹,互相慕效。刘爵抚亦称善善,唯尚未见准办。倘准设此规模茶厂,果能善计盈绌,节用合度,法良茶美,运销有利,则业茶者必仰羡而相效也。并于该处再立茶艺学堂一所,教授艺童,恒常习学,此两端是一补救之首法。”16可见,刘铭传不仅致力于引进先进的制茶设备,更注重培养掌握制茶技艺的专家里手,创设茶艺学堂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。1888年刘铭传成功引进美国旗昌洋行的制茶机器,在台北设立了一家机器焙茶厂,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机器焙茶厂,茶叶的焙制与包装都采用机器来完成。由于采用机器制茶,制茶工艺大大提高,台湾制茶业逐渐减少了条索状制法,逐步向紧缩状的球形茶方向发展,台茶的气味更加清香诱人。随着台茶技术的改进,台湾茶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高。三我国茶叶的对外贸易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,当时的广州称番禺,在同南洋的贸易中,主要带去黄金和茶叶等物,以此换回奇珍异品。公元5世纪前后,茶叶传到日本和朝鲜,公元6世纪以后,茶叶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东和中亚一带,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侍女侍茶图便是明证。1640年,荷兰商人首次将我国茶叶从广州运销欧洲,又于1669年和1673年将茶叶销往伦敦,使中国的茶叶迅速打开了欧洲的市场,深受欧洲朝野的欢迎17。近代中国的出口商品以茶、丝为主,19世纪70年代以前,中国茶叶的出口额居世界首位,80年代以后,随着印度、锡兰、日本等国制茶技术的提高,在国际茶叶市场上挤占了中国茶叶的份额,再加上“中国茶叶,自出厂之地到出口之时,其厘金关税过重”18;“其印度、锡兰等处所产之茶,既无内地之厘金,又无出口之关税,商贩之人,但完纳他国进口之关税而已”19。中国茶叶如此逢关纳税、遇卡完厘,在面对来自他国的竞争时,必然显得无能为力,导致中国茶叶的出口额严重下降。鸦片战争以前,台湾没有通商口岸,出口商品靠厦门港输出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,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,在《天津条约》中,外国侵略者正式提出开放台湾、淡水港口,随后又提出开辟鸡笼、打狗为通商口岸。外国势力侵入台湾,并在华取得了种种贸易和关税特权,导致外商税轻而华商税重的不合理局面,外国商人见有利可图,纷纷来华经商。1862年,一些外国商人到沪尾一带活动,从事商业贸易,“时英人德克来设德记洋行,贩运阿片、樟脑,深知茶叶有利,四年,乃自安溪配至茶种,劝农分植,而贷其费”20。在1862—1864年之间,台湾先后开辟了淡水、安平、鸡笼、打狗等4个口岸,出口业务以台湾传统的糖、茶、大米等为主。外国商人将“鸦片和棉织品运到台湾,以便获得资金购买诸如打狗以及淡水府的糖和淡水的茶叶、樟脑”21。台湾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逐渐打响。当时,台湾制茶的资金主要来自厦门的外国洋行,洋行贷款给台湾富商开设的茶叶金融机构——“妈振馆”,再由“妈振馆”从福建购买茶苗,贷给台湾当地茶商,然后由茶商提供给茶农栽培。此举虽然解决了台茶生产经费不足的问题,促进了台茶的发展,但同时使台茶落入了洋行和富商的控制之下。“当各口未通之先,茶由广东出海,天下商人云集粤中,价自中国定,外洋不能挟持,故彼时贩茶者多获厚利”22。但现在允许洋商自入内地采买,反客为主,操纵台湾茶市,茶农辛苦种茶,但不能自主买卖茶叶,必须由“妈振馆”统一收购交由洋行垄断经营。在台湾,这种“妈振馆”组织在1895年以前已有20多家,每户资本在四、五万元左右。“妈振馆”的存在,剥夺了茶农的自主权,使洋行可以任意操纵茶叶价格,垄断台茶市场,严重影响了台湾茶业的发展。为了打破外商垄断台茶的局面,促进台茶生产和贸易的健康发展,刘铭传下令各茶馆在茶叶集散地大稻埕设立茶郊“永和兴”,“永和兴”茶郊是当时台北最大的茶叶贸易机构。为了规范台茶经营,“永和兴”茶郊还订立规章,明文规定,“我淡水茶叶日昌,商船日繁,如绿乳浮鸥,为泰西各国所贵重,如琼花凝碗,其名远驰于印度洋面。今物滋丰,财源益开。然人多美恶不一,物盛弊害渐生。或以伪物冒名品之名,以谋奇利;或混合粉末,而图射利,遂至误大局。爰集同业者,共议规约,设禁例,一新旧习,毋贻图利之诮;同心共济,冀杜私利之端;名曰永和。茶叶兴隆之佳兆也”23。“永和兴”茶郊的设立,既对内矫正掺杂混劣、短斤少量等陋习,提高台茶声誉,又对外抵抗买办组织”妈振馆”的垄断贸易和无理盘剥,依靠官府的力量保护台茶贸易。这一整顿有效挽回了台湾茶叶的外销信用,保证了台茶贸易的顺利进行。茶叶是19世纪后期台湾兴起的重要出口商品。台湾茶叶主要有乌龙茶和包种茶两个品种,由于茶叶的品种不同,其茶馆的名称和茶叶的销售方法也有区别。乌龙茶的茶馆叫“番庄”,负责将精制的乌龙茶卖给洋行,再由洋行贩运出口;包种茶的茶馆叫“铺家”,可以直接将茶叶运至港口贩运出口。随着台湾茶叶贸易的兴盛,不断吸引沿海的商人来台湾经营茶叶生意,贸易之初,每年即达两百数10万元,“台北市况为之一振”24。每逢新茶上市时节,大的茶行日雇拣茶工达二、三百人,高峰时节达四、五百人。为了鼓励和扩大台茶贸易,刘铭传于1886年在台北兴建千秋、建昌两条商业街,以期振兴茶叶等商业的发展。果然,当商业街开市时,“内外茶商多僦之,其后日盛”25,使台茶的贸易上了一个新台阶。当时,台湾茶叶主要输往美国和东南亚等地,在当地深受欢迎,促使台茶出口逐年上升,据《台湾省通志稿·经济志》记载,1885年台茶出口为76.9万磅,1889年为136.7万磅,到1893年台茶出口为196.6万磅。到1894年,台茶出口已首次超过台糖出口,跃居台湾出口商品之首。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在治台期间,积极鼓励茶叶种植,“力为奖励,种者愈多”,使台湾成为我国重要的产茶区。台湾茶业在刘铭传的整顿下,一方面成立了“永和兴”茶叶公会,打击不法茶商,另一方面提高台茶质量,重新确立了台茶的国际信誉,对外贸易日盛。台湾出口久以传统商品糖、樟脑、稻米为主,到1880年以后,稻米几乎没有什么出口,代之而起的是茶叶出口的增多。据统计,1868—1870年茶叶出口额占出口总值的9.4%,1891—1894年占58.4%。而同时期台湾稻米的出口由9.8%下降到0.2%。台湾茶叶出口主要集中在淡水港,1882—1891年10年间,淡水港出口总值为247万海关两,茶叶一项即占94%左右。台湾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高,促进了台湾经济的顺利发展。当时,台湾的近代化事业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,建省之初的福建接济饷往往不能如期送达,而且缺额较大,使刘铭传深感台湾财政的拮据,为此,刘铭传痛下决心,清理台湾财政,以期“以台之财,供台之用……处常处变,均可自全”26。刘铭传不仅对台茶力加保护,而且还征收茶厘金以充抚番经费,当1886年开始清丈全台田地时,即规定:每1万棵茶树,交纳税银2元,充作抚番经费,从1887年施行。1889年和1890年台湾每年仅茶厘收入一项就达“六、七万两,均随时拨充办理抚垦之需”27。从台茶出口的效益来看,1866年,台湾第一批乌龙茶出口的价格为1担(133磅)10银元,第二年升至每担15银元;到90年代,1担乌龙茶的价格稳步上长到35—45银元,据统计,1893年台湾乌龙茶出口价值达760多万元28。正是在刘铭传的努力下,使台湾包括茶叶在内的各项税收,由不足90万两增至400多万两,为近代台湾的各项经济建设提供有力支持,对此,刘铭传可谓功不可没。 
心有多大,舞台就有多大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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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线阿紫
只看该作者 沙发  发表于: 2011-06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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