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国人与中国茶 [复制链接]

石柱国

茶叶是世界公认的三大饮料之一,因它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多种维生素、氨基酸、氟化物、叶绿素、醣类等,适量饮茶对人体健康、防治某些病非常有益。因此,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。众所周知,除了中国人外,英国人就可能算是世界上最爱饮茶的民族了。

中国茶传入欧洲,是在１７世纪中期。

１６３７年,英国有个叫威忒的船长专程率船队东行,首次从中国直接运回一批茶叶。

１６４４年,英国有一商人在厦门设立商务机构,专门从事贩茶。

１６６２年,嗜好饮茶的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,便成了英国第一个饮茶皇后,从此,饮茶之风盛行英国。英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茶客,英国也成为茶叶消费最大的国家。以至当时有位法国作家戏谑地称英国人为“欧洲的亚洲人”。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茶,视为“第一饮料”,而且饮茶的时间是不能耽搁的。早晨刚醒来,丈夫或妻子便将一杯茶送到对方床前,喝了茶再起床。即使是旅馆的旅客或住院的病人,早上醒来时,第一件事就是得到送来的一杯茶,连最廉价的小旅店也在每个客房里准备好一把电茶壶。当一个人搬到新居后,邻居们会友好地上门询问是否来得及准备茶壶泡茶,如果来不及,邻居便邀请到他家共品香茗。管道工或其他修理工上门干活,到了喝茶时间,主人得请喝茶,否则他们便会不高兴,撂下手中的活到外面去喝茶,而耽误时间。

１９８７年,英国遭受飓风袭击,某乡镇的电线被刮断,无法使用电茶壶。当地一位女议员便用家里旅行用的煤油炉烧好一小桶开水,拎着挨家挨户送开水泡茶。这一手使她在后来的竞选中大受拥戴。如今在英国,任何一家公司都为员工准备有电壶、茶杯、茶叶和牛奶。各大机关、大企业都必有饮茶室。没有饮茶室的也要配备“烧茶妇”,专事烧开水、泡茶、用小推车将茶水送到每个人手中。

１６６２年,嗜好饮茶的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给英王查理二世,在婚礼的宴会上、王妃饮下一杯不知名的“红汁液”。此事被出席宴会的法国皇后发现,她非常惊奇,派出卫官化装潜入王宫,弄个水落石出。卫官目睹王妃从皮箱中取出一撮卷曲的小碎片,用开水一冲,便成一杯“红汁液”,并听王妃向查理国王解释“红汁液”的秘密。原来这小碎片叫红茶,产于古老的中国,商人贩到印度,当地人都认为红茶水像血,不愿饮用。凯瑟琳出于好奇,大胆饮用了一段时间,她本来肥胖的身体,奇迹般地变苗条了。因此她出嫁时,一下子买上２２１磅,当成嫁妆带到英国。卫官听了后决计偷出红茶带回。谁料箱盖刚打开,便惊动了卫士,就给逮捕了。在法庭上,卫官供出潜入王妃寝宫的原因,成为轰动英国的宫廷红茶案,由此红茶成为英国最时髦的高级饮料。

２０世纪初,丘吉尔出任自由党商务大臣时,曾将准许职工享有工间饮茶的权利作为社会改革的内容之一。这个传统一直沿袭至今。各行各业的人每天上午都享有法定的１５分钟的饮茶时间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一位著名记者认为,英国人之所以如此爱喝茶,可能与其严肃、冷峻的性格有关。他甚至把英国在二次大战中的胜利部分归功于茶———正是这一杯杯浓茶陪着丘吉尔等人在办公室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,并让千千万万平民百姓战胜了沮丧和绝望,饥饿和寒冷。茶,成为英国人的主要饮料后,茶室茶园与茶屋也就应运而生。

１６７５年,伦敦一位精明强干的生意人罗加韦,他把茶叶当作医治昏迷、虚弱、肠疼痛等病症的药物推荐给人们,成为英国首先卖茶叶的人。随着中国茶叶的不断输入,１７世纪５０年代,伦敦一家名叫托马斯·加韦的咖啡店老板,把茶叶充作饮料,用招贴宣扬中国茶的品质与效用,在一张茶叶广告上说:“曾由各国医师证明之优美中国饮料,中国人称为茶,现出售于伦敦皇后像咖啡馆”。成为最早的国外茶叶广告。到１７世纪末期,中国茶深受消费者欣赏,伦敦咖啡店普遍增添茶饮料。当时不论阶级阶层,人们都乐于到咖啡店饮茶。由于茶饮料的崛起,茶室就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。

１７１７年,伦敦的汤姆斯咖啡店,改名为金狮茶室,开创第一家茶室。有趣的是咖啡店多为男子光顾,而茶室对妇女不限,连一些贵妇人也常结伴到茶室,为品茗而感到轻松愉快。伦敦的茶园兴起,是在１８世纪以后,其中最著名的有两家。一是沃克斯堂茶园,除供喝茶外,还备有其它食品,如牛肉、火腿、鸡及葡萄酒、香槟酒等,与我国的风景游览区茶室相仿。二是腊内拉茶园,特别仿造中国式茶楼一所,里面设置娱乐项目,广场中陈列瓷器、漆器等各种东方货物出卖。还有一种在运河上浮动的茶室,叫“中国茶屋”,供人游览品茗。茶室、茶园或茶屋,不问贫富贵贱,都可进去。进茶室或茶园的人,除饮茶外,还能观看游艺,读报写信,发表政论,评说文艺,打听新闻,玩纸牌,与朋友或女友会面谈心等等。总之,使人感到方便而花钱不多。

所以在１８世纪的８０年代,伦敦的茶室和茶园达２０００多家,饮茶盛况空前。英国因茶而产生的传统习俗有许多。如下午茶、茶舞会、茶馆等等。关于下午茶的形成,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。相传,１８世纪末,贝尔福德公爵的夫人,感到午餐和晚餐之间相隔太长。乃于下午两点钟左右喝午后茶,并请至密友好前来品茗聊天,逐渐形成风气。从此,午后茶就成为英国极为讲究的礼节。

到１９世纪中叶,午后茶推迟到下午三四点钟,演变成下午茶。据说此举是一位柏福公爵夫人首创的。事缘她每天下午总无精打彩,其后想到一个办法,下午吩咐佣人给泡一壶红茶,并弄些糕点。公爵夫人用茶后,精神大振,疲态消除。此事传开后,人们纷纷效仿,遂形成下午茶的风习。英国人非常重视喝下午茶。公私机关、企业、商店和旅馆,都规定有下午喝茶的时间,免费供应红茶;公园设有露天茶座,让人们小休喝茶。在上层社会,邀请朋友饮茶仅次于邀宴,是一种社交方式,被视为有“绅士”派头。在农村,到下午三四点钟,一家人燃起木炭煮茶,环桌而坐,边喝边聊,其乐融融。英国人喝的都是加味茶。他们把茶叶弄得很碎,通常在茶壶里头都有一个滤杯,用开水冲下去,由滤杯底下的网子滤出茶水来。此茶一般不宜久泡,通常只要５分钟就将滤杯取出,以免将茶叶“煮”熟了,影响味道。此外,英国人还要往茶水里掺入橘子、玫瑰等,从而使茶成为玫瑰红茶、薄荷茶等。即使是纯粹的红茶,他们也要加上鲜柠檬或鲜奶。英国的知识分子与我国的文人一样,也酷爱饮茶,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如:１８世纪的大作家兼辞典编纂家赛缪尔·约翰生就嗜茶如命,据说他每天是茶杯不离手,他认为茶是“思考和谈话的润滑剂”。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,经常有学者聚会,探讨学术问题;人们一边品茶,一边互相交换意见,开展学术研究,进行文化交流,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。这种精神被誉为“剑桥精神”,也叫“茶杯与茶壶精神”。英国著名诗人沃勒,在１６６３年为庆贺凯瑟琳公主嫁给英王查理二世一周年,作了一首《饮茶王后》诗:“花神宠秋色,嫦娥矜月桂,月桂与秋色,美难与茶比;一为后中英,一为群芳最……”这位英国诗人,历来嗜茶如命,对茶爱慕备至,他还有一首《茶》诗这样写道:“物阜称东土,携来感勇士;助我清明思,湛然祛烦累。”诗人在这首诗里,既赞扬了东方的物产丰富和记叙中国茶叶输入英国的史实,又歌颂了茶叶对人体的功效。

茶在英国也是画家们描绘的好素材。１７９２年,伦敦画家爱德华兹曾描绘牛津街潘芙安茶馆包厢中的饮茶景象,一个浓妆艳服的女子,正从一个男子手中接过一小杯茶,桌上还放着中国的陶瓷茶具,另一女子则正同她耳语,画面还可见其它包厢中的男女茶客品茗嬉笑的图景。此画当时在伦敦反响很大,曾博得观众的喝彩。英国人十分讲究茶具和排场。在镶边结穗的桌子上,摆上水晶般的容器,这些茶具形形色色,五花八门,除了银壶、银调羹和水晶石茶杯外,还有各式茶盘、茶碟、茶车和茶渣缸等,而在这众多的茶具中,大多数又都来源于中国的宜兴和景德镇,精致独特,十分气派。在英国,品茶师的社会地位很受人尊敬,其经济收入也和法国的品酒师一样,是一种收入丰厚的职业。如果到英国人家里作客,女主人会给你的茶中放入牛奶或一块方糖。如还要一杯,客人不需自己倒茶,而要请主人倒。若是一家人坐在饭桌旁喝茶,那么倒茶的“专利权”通常就是母亲或妻子。所以,若朋友们相聚在一起品茗时,常开玩笑地问:“今天谁来当‘茶娘’？”而这些男人则真正享到了“茶来伸手”的懒福。

茶叶传播与厦门，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话题。

引用第4楼晚甘园主人于2006-10-12 11:41发表的“”:
茶叶传播与厦门，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话题。

"厦门于茶叶的传播"
好课题啊.
记得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曾在厦门设立办事处，也是着眼于茶叶贸易。

以后翻书，这块的内容要仔细些呢。

英国东印度公司是顺治元年（ 1644 年）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的。
东印度公司不止一个，有荷兰、瑞典和法国的，当时的目的除了茶叶，还有瓷器。

嗯。历史上有六家东印度公司。
谈到瑞典东印度公司，不由得又想到前不久来上海的“哥德堡”仿古帆船。

“哥德堡”在上海的时候，受到了超热情的款待啊，所有的宣传都侧重茶叶/丝绸/瓷器。。。

倒是好友的一篇文章让我认识更加深刻“我们不必纠缠于历史，但我们应该知道历史的真相”

下面是张老哥的：关于瑞典仿古帆船“哥德堡”几点说明

今年8月29日，有中瑞友好使者之称的瑞典仿古帆船“哥德堡”号结束了近一年的环球访问，抵达了他们访问中国的最后一个城市，也是本次环球航行的终点站上海。并将在上海停留两个月，接受市民的参观。


关于这个“哥德堡”的一些历史，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做一简单介绍。我们不必纠缠于历史，但我们应该了解历史真相。现在的情况恰恰是大家对这段历史产生了错觉。

历史上有六家东印度公司，瑞典东印度公司是其中最小的一家，但是它对于瑞典的发展却影响深远。首先是巨额的润利完成了瑞典的原始原始积累，使瑞典有资本购 买机器，开始现代工业化进程；其次产生了一批商贾巨子，如萨尔格林、查尔摩斯等，他们用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得的巨大财富来回报社会，如著名的萨尔格林医院和 查尔摩斯科技大学；第三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伊始就定下一条规矩，所有货物在哥德堡拍卖所得的千分之一用语救济穷人，比例虽然很低，但因为基数甚大，效果也不错。

所以在瑞典人民的眼里，瑞典东印度公司完全是正面的形象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瑞典人民对“哥德堡”号重建投入了巨大热情。然而主办者忽略了中国人民的感情，甚至有意误导中国人民对这段历史的记忆。

仅仅“东印度公司”这个名字就能唤起中国人很多痛苦的回忆，可是这次“哥德堡”号项目操作者仍然将这个操作项目的主体成为“瑞典东印度公司”（简称 SOIC公司）,后面会证明这并非无意之过。同时，在长达十三年重建“哥德堡”号过程中，SOIC一直使用一个具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称呼“Canton”来称呼广州，而不是国际上通用的“Guangzhou”。可是，对于“哥德堡”号在广州之前的停靠站——印尼的雅加达，SOIC却不敢使 用和Canton同样性质的殖民主义旧称“巴达维亚”，而是老老实实称呼雅加达。

说SOIC这个名称并非无意之过，乃在于SOIC通过上海一家影视公司，私自设立“SOIC公司中国媒体中心”（未按中国法律程序批准），并且通过这个媒体中心，向中文媒体发布大量关于“哥德堡”号的种种神话。

首先，SOIC把“哥德堡”号说成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木制帆船（见SOIC公司官方网站），就与事实不符，起码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建的五条大船中的三条都要大于“哥德堡”号。

其次，也是最重要的，“哥德堡”号操作者向中文媒体信誓旦旦地宣布“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历史上从未向中国贩运过鸦片”。遗憾的是，这不是事实。瑞典学者斯万·谢尔博格（Sven T Kjellberg）1974年在瑞典马尔默出版的《瑞典东印度公司，一七三一至一八一三，香料·茶叶·瓷器·丝绸》，第111页写道，一七六七年，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实权大班，雅各布·哈尔（Jacob Hahr），从印度的金奈港向格历尔和格鲁伯两人发了一百五十多箱鸦片，而这两个大班接收了这批鸦片，走私进入中国，秘密销售。这一事实，亦由瑞典学者拉格克朗兹（Bo Langercrantz）写于一九五六年的一篇论文《为东印度公司服务》记载，手稿现存于“北欧博物馆”。一九六七年出版的瑞典学者法兰斯莫（Tore Fraengsmyr）所著《东印度公司》104页，也明确记载了这段历史。

诚然，发生在一七六七年的鸦片走私，不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正规业务之内。但是，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，在整个十八世纪，也从来没有以公司名义直接向中 国走私和贩卖过鸦片，所有的鸦片，都是通过亚洲一带的散商和葡萄牙人向中国走私的。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帐面上，也没有走私鸦片的收入，而只有在印度和孟加 拉种植和销售鸦片的收入。

关于“哥德堡”号，我想就说明到此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们不必纠缠于历史，但我们应该知道历史的真相。


附上一张海事处好友拍的“哥德堡”

好文，拜读了！
不忘历史，着眼未来。